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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唐玄宗的末年，公元755年天宝十四年，东平郡王安禄山以“诛宰相杨国忠”为名，联合平卢、范阳（幽州）、河东等三镇节度使发起叛乱。这场起义势如破竹，迅速攻占了两京，打得唐朝朝廷措手不及。名将鲁炅与哥舒翰分别在不同战役中遭遇惨败，唐玄宗只得仓皇逃入西蜀避难。就在这时，唐军在“睢阳之战”中以浴血奋战最终取得胜利，终于给了唐朝喘息的机会。名将郭子仪借此时机，不仅稳定了战局，还凭借精湛的军事指挥逐步收复了两京，扭转了战局。
随后几年，郭子仪再度挺身而出，平定了仆固怀恩的叛乱，并成功抵御了吐蕃和回纥的外敌入侵，堪称唐朝的中兴之臣。然而，尽管安史之乱已被平定，但唐朝内部的军阀割据局面却未曾得到有效遏制，反而愈加严重。德宗李适并非一位能够力挽狂澜的贤明帝王，他甚至连中央禁军也无法有效掌控。
展开剩余76%仅仅两年后的建中四年（公元783年），各地节度使再次爆发叛乱，唐朝再次陷入了混乱之中。为了打破围困襄城的困局，泾原节度使姚令言带领诸路兵马从长安经过，却因未能控制住要求高额赏赐的士兵，最终导致了兵变。与此同时，幽州节度使朱滔的弟弟朱泚趁机起义，自称帝，国号大秦。这一举动将唐朝政局推向了更加动荡的局面。
长安一时陷入大乱，叛军闯入皇宫，德宗带着两位皇妃和几位皇子从北门匆忙逃出，身边仅剩百余护卫。幸运的是，天命未绝，郭子仪的第七子，时任司农少卿的郭曙，刚好在城外打猎。郭曙毫不犹豫，带领家丁作为先锋，与禁军将领令狐建会合，合力保护德宗。在日落时分，他们成功摆脱了叛军的追击，暂时保全了皇帝的生命。
然而，这次逃亡只是暂时的，第二天，德宗通过咸阳狼狈逃往奉天，重新组织朝廷。尽管朝廷艰难维持运转，但德宗遇害的消息不胫而走，民心惶恐，局势愈发严峻。与此同时，朱泚自称大秦帝国的皇帝，更加剧了国家的不稳定。
叛将韩旻率领三千骑兵离开长安，谎称前去接驾，实则企图诱杀德宗。然而，长安城中未及时撤离的原泾州刺史段秀实，巧妙伪造文书，将韩旻引回，为德宗争取了宝贵时间。朱泚愤怒之下，杀害了留在长安的李唐宗室七十余人，段秀实当面用朝笏打击朱泚，结果朱泚措手不及，额头被击中流血。段秀实被叛军乱刃杀害，终年六十五岁。
叛军很快围攻奉天，但由于浑释之的儿子浑瑊在奉天坚守，暂时抵挡住了叛军的进攻。然而，由于奉天的防守薄弱，且叛军攻势强劲，浑瑊在多次冲锋中身中流矢，依然带伤指挥抗战。眼看城池即将沦陷，德宗已经准备传位给太子，并告知贵妃在城破时自尽以守节。
危急时刻，神策军行营节度使李晟从道河北清苑回师，赶到奉天救援。朱泚在围困奉天一个多月后，因担心后方有变，最终撤回长安。奉天危机暂时得以解除。
然而，新的危机迅速到来。救驾的朔方节度使李怀光心怀叵测，趁机吞并杨惠元和李建徽的部队，并对李晟虎视眈眈。德宗命令李怀光夺取长安，但李怀光竟拒绝命令，并公然与朱泚结盟，合兵追击德宗。此时，李晟认为皇帝应留在梁汉之地稳住民心，于是带领军队坚定护卫德宗。
兴元元年（公元784年）四月，李晟被加封为鄜坊、京畿、渭北、商华副元帅，领导唐朝军队对抗叛军。李晟始终将国家和军队置于个人利益之上，为了安抚军心，他与部下共度艰难时光，吃粗粮穿破衣，亲自带头打击叛军。最终，李晟凭借顽强的决心和战略打击，成功击败了叛军，并一举夺回长安，迎回了流离失所近半年的德宗。
为了表彰李晟的忠诚和勇敢，德宗在东渭桥为他立下功碑，并亲自撰写碑文，命太子将副本赐给李晟。而段秀实因忠烈壮举被追赠太尉，并获得“忠烈”的谥号，唐宪宗时更与李晟一同供奉于德宗庙庭。
与此同时，郭曙也随德宗返回长安，并因其忠勇加官检校左散骑常侍、左金吾卫大将军，封祁国公，继承并发扬了父亲的军功与门风。
朱泚的叛乱，不仅摧残了唐室宗庙，更与安禄山一样，造成了巨大的人为灾难。他自称帝，和各地节度使的割据统治根本不同，危害极大。唐朝几乎面临灭顶之灾，但在郭曙、浑瑊、段秀实、李晟等忠臣英勇奋战下，最终成功稳定了国家，李唐王朝的国运得以延续百余年。
如同古人所说：“板荡识忠臣，岁寒知松柏。”这几位忠良之士，在唐室危亡之际挺身而出，挽救了国家的命运，留下了永世流传的忠诚气节，堪为后人楷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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